最近,BBC的纪录片《杜甫:我国最巨大的诗人》让大诗人杜甫成了“国际网红”。
在我国,“诗圣”杜甫可谓众所周知。不过在西方,人们对杜甫的了解并不多。BBC的这部纪录片具体地介绍了杜甫的终身,还请来了英国国宝级艺人、《指环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 麦克莱恩爵士朗读英文翻译过的杜甫的诗,一时刻引起无数人的重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部纪录片以“我国最巨大的诗人”来称谓杜甫,并且在片中也将杜甫与但丁、莎士比亚置于平等位置,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方文明对杜甫的一种认知。这与我国以及东方文明对杜甫的印象是根本共同的。说到杜甫,咱们大多数人会想到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巨大”。
为什么人们会遍及认可杜甫是我国最巨大的诗人?杜甫的巨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了解完杜甫的终身之后,你或许会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更深化的考虑。
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出生在河南府巩县(今河南巩义)。他自幼好学,七岁能作诗。他在《壮游》一诗中写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在我国传统观念里,有才调的人应该去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杜甫亦是如此。他期望能够步入宦途,为君主、为国家服务。但是,他的政治志向并没有顺畅完成。虽然他才调横溢,但科举落选,又无人赏识,他终究只被颁发了一个小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迸发,国家堕入紊乱,大众流离失所。杜甫也是自顾不暇,他在北上逃离战乱的进程中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这场骚动不仅仅唐王朝的转折点,也是杜甫生命的转折点,是他诗篇创造的最大分水岭。在骚动之中,杜甫不光目击了大众的困苦,并且也亲身阅历了许多的不幸,这成为他的创造源泉。
正如BBC纪录片《杜甫:我国最巨大的诗人》里说的:”他作为一个小角色,对发作在他身边的大事件感到无助,他无法按捺自己写作的愿望,他必须用写作来说出自己全部想说的……他的诗篇艺术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打破,逾越了一个一般的人。他经过战役和磨难的阅历成为了巨大的诗人……假设没有安禄山,就不会有现在被咱们熟知的杜甫了。”
正是在这时,他写下了闻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堪簪。
后来,他投靠唐肃宗,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但是,他的宦途仍旧很不顺畅。而国家和大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却力不从心。终究,他对政治绝望了。他抛弃官职,几经曲折,来到成都,建了“杜甫草堂”,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被后人称为“杜工部”。
在成都,他过着田园诗般的日子。但与此同时,他心里仍然感到苦楚,因为他牵挂着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文明。
在纪录片《杜甫:我国最巨大的诗人》中,主持人、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用了一个西方的类比来协助咱们了解杜甫苦楚的本源。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下了一篇关于悲伤的文章。他说,一个人或许为了一种志向或文明而感到深深的沉痛,就像为了自己所爱的人相同。我认为这就是杜甫所阅历的——一种文明的哀伤。”
几年之后,他离开了成都,来到了夔州。在这里,杜甫的诗篇创造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他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著作的百分之三十。《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而他也愈加清醒地意识到,他从前那“致君尧舜上,再使习俗淳”的志向志向再也不会完成了。
事实上,杜甫是一个有些志向主义的人,或者说,儒家志向对他影响严重。正如纪录片里说说到的:“孔子的教导是杜甫终身的辅导观念——善、仁、忠。在某种意义上,你能够说,他的观念是乌托邦式的。”
在夔州住了两年之后,他又开端流浪。他曾来到湖南岳阳,登上岳阳楼,瞭望洞庭湖,写下了《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天地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从这首诗中咱们咱们能够充沛感触到他流浪无定的状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岳阳并非他的安靖之地,他和他的家人又因战乱而不得不四处流浪。他在船上写下了他最终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朋》。在诗中,他叙说了自己的病况,回忆了半生流离失所之苦,并向亲朋托咐了后事,也再次表达了家国之忧。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舟上逝世。时年五十九岁。
假如用杜甫的一句诗来归纳他的终身的话,那么“天地一腐儒”是最精确的归纳。“腐儒”二字虽然道出了杜甫终身的悲辛,他却仍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甲卒身虽贵,墨客道固殊。”依托武功谋富有的将士,哪里懂得墨客自有不同的“道”呢?
其实,杜甫终身的悲痛来自于他对“吾道何之”的疑问。达与不达,仅仅个人的出处问题,而“吾道”是否可行,则是精力有无归宿的问题。“致君尧舜上,再使习俗淳”是身为儒者的终极志向。
无法时运不济,以文儒而致君尧舜的志向被实际完全击碎。杜甫的悲惨剧是年代的悲惨剧,也是文儒的悲惨剧。“全国没有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全国虽大,却不光令他无处容身,乃至令他感到生为附赘悬疣。
汉高祖曾说,为全国不必腐儒。终身奉儒的杜甫在这浊世中真实领会到了自己于全国的无用,因而“天地一腐儒”的自嘲中包括了无尽的痛楚和无法。但是,这个年代虽然不需要腐儒,天地之间却只要他这个腐儒一直没有抛弃经天纬地之心,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孤单吗?
杜甫将这种对精力归宿的探寻和对个人身名的考虑而得到的孤单感提升到寻觅人生在天地间定位的高度,能够说这种巨大的胸襟和高远的意境在诗篇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这个视点看,杜甫无愧于“我国最巨大的诗人”的称谓。
杜甫的这种巨大情怀对后世影响深远。纪录片《杜甫:我国最巨大的诗人》中这样点评道:“在他的诗篇中,他在构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方面,比任何皇帝都做得更多。他用汉语中最巨大的言语,论述了作为一个我国人意味着什么。”
他虽有经天纬地之志,却无扭转天地之力。他不懈地根究拯世济民的大路,却无人了解,孤寂毕生。但是他关心苍生百姓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
他不愿趋走风尘,不善巴结,坚持用拙存道,心迹双清,所以只能穷困潦倒,自甘老丑。
但他能够在日子中随时发现人世真情,长于用诙谐戏弄排解磨难。他真诚地裸露自己的苦恼,坦率地嘲弄自己的窘境。
在杜甫之前,从未有一个诗人能将自己的性格面貌如此鲜活地突显在诗作中,使子孙读者与这位“诗圣”如此接近。他有着圣贤之心,却没有圣人般居高临下的距离感。这也是杜甫得到后人喜欢和敬重的重要原因。
在《偶题》一诗中,杜甫曾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而他也真实完成了“文章千古事”。
叶嘉莹先生曾指出,唐朝诗人中摩诘之高深,太白之飘逸,昌黎之奇崛,义山之窈眇,能够说各有千秋,而只要杜甫能够被称作集大成者。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广博、均衡与正常。
杜甫是一位理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且极强的理性,能够深化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抓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全部事物的遮盖与限制之外,做到博观兼采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胜的禀赋,体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留意的成果,就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篇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不管古今长短各种诗篇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化撷取尽得其长,并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畅通领悟运用,创始改变,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
咱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其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思念的诗篇中的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赏识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醉时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桃竹杖引》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改变之奇特工妙;又如自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则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改变而出的一种新面貌。
而自诗篇之内容方面而言,则杜甫更是不管妍媸钜细,悲欢忧喜,世界的全部情面物态,他都能随物赋形,酣畅淋漓地搜罗笔下而包罗万象。如其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与郑虔博士之“樗散鬓成丝”,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李邓公骢马之“顾影骄嘶”,写东郊瘦马之“骨骼硉兀”,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则以上声马韵予人以一片沉悲痛响;写洗戎马之欢忭,则以沉雄之气运骈偶之句,写出一片欣奋祝福之情,其涵蕴之博与改变之多,都足认为其禀赋之广博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一点值得咱们留意的,则是杜甫严厉中之诙谐与担荷中之赏识。我尝认为每一位诗人,关于其所面临的悲痛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之反响情绪,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华性格而不相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融化与躲避。其否则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打败而毁命丧生。
但是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之才性,体现为面临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其时一般诗人中,惟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气,所以才干使大年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养的灌溉,而使其有如此强壮的担荷之力气的,则端赖他全部的一份诙谐与赏识的余裕。
他一方面有极片面的深化的爱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沉着的赏识,如其最闻名的《北征》一诗,于饱写沿途之人迹萧条、所遇被伤、嗟叹流血之余,却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快乐,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囊空无帛、饥寒寒冷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又如其《空囊》一诗,于“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的艰苦中,居然还能保有其“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诙谐诙谐。
此外杜甫虽毕生过着艰苦的日子,而其诗题中,则往往可见有“戏为”、“戏赠”、“戏简”、“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晰杜甫的才性之健全,所以才干有严厉中之诙谐与担荷中之赏识,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体现。这种杂乱的归纳,正足认为其禀赋之广博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此种优胜之禀赋,不只使杜甫在诗篇的体式、内容与风格方面达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贯集合之境地,别的在他的涵养与品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种集大成之境地,那就是诗人之爱情与世人之品德的合一。在我国传统之文学批评中,往往将文艺之价值依附于品德价值之上,而纯诗人的境地反而往往为人所小看轻视。即以唐代之诗人论,如李贺之锐感,而被人目为鬼才,以义山之厚意,而被人指为艳体,认为这种著作“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涪《释怪》)。
而别的一方面,那些以 “经国”、“奖善”相标榜的著作,则又往往踏实空泛,只流为口头之说教,而却缺少一份诗人的锐感厚意。即以唐代最闻名的两位作者韩昌黎与白乐天而言,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他们的著作中全部的品德,也往往仅仅仅出于一种理性的对错善恶之辨罢了。
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品德感则否则,那不是出于理性的对错善恶之辨,而是出于爱情的天然深沉之情。对错善恶之辨乃因为向外之寻求,故其所得者浅:深沉天然之情则因为天分之含蕴,故其全部者深。所以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在千载而下之今天读之,于时移世变之余,就难免会使人感到其中有一些极浅陋无谓的话,而杜甫诗中所体现的忠爱仁厚之情,则仍然是满纸血泪、千古常新,其震撼人心的力气,并未因时刻相去之长远而稍为减退,那就因杜甫诗中所体现的忠爱仁厚之情,自读者看来,固然有合于世人之品德,而在作者杜甫而言,则并非如韩、白之为品德而品德,而是出于诗人之爱情的天然之流露。
-End-
修改:黄泓 子水
观念材料来历:
《杜诗艺术与辨体》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emily_wangwei(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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